我们想要，于是我们就有

　　张爱玲某篇小说的男主角被派到上海一家报社工作，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修改照片。照片里的纳粹士兵正在割下一个金发女人的胸部。他的主管要他把那女人的头发染黑，把纳粹士兵制服上的徽章弄模糊，看起来像美国大兵。
　　显而易见，这是为了充分揭示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的所谓兽行。主管觉察到他的疑惑和犹豫，就语重心长地解释说：这么做完全是正当的，因为人民早就知道美 帝的邪恶本质，他们要的只是一个具体的、客观的样板来支撑这一判断。他奉命将照片肆意涂改，好凸显照片中的残暴内涵，这被视为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的原因，就是有需要，以绝大多数人名义出现的需要就是最正当、最正确的理由。其实，不管我们是否真正想要，或者我们有没有想清楚到底要什么， 总会有人代表着我们“要”，于是我们就会“有”，也一定会“有”，甚至可以创造性的“有”。追溯起来的话，千百年的骨子和血脉里，早已浸透了一种实用看 待、处理事理的倾向，那就是“经世致用”，发展到扭曲的极致，只要达到目的，手段如何根本不需考虑。
　　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学，基本上属于“改变世界”的类型，儒学也有“解释世界”的成分和其他成分，但作为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社会、政治哲学，儒学 的主要目的在于安排秩序，或重建秩序。    程、朱之所以定《大学》为儒学的总纲领，其用意即在于此。这种性质尤其突出表现在“经世致用”的观念上。直到乾嘉考证学鼎盛时期，第一流的学人仍未忘“经 世”的目的。著名的桐城文派创始人方苞科场得意，后又白衣卿相，羡煞时人，他在《送李雨苍序》中写道：“凡无益于世教、人心、政法者，文虽工弗列也。”
　　西方分析哲学相信，通过对语言的一种哲学说明，可以获得对思想的一种哲学说明，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一种综合说明。别的不说，认真审视摄影史 上那些真正的大师，哪一个不是如此？而在我们这里，却很难达到对于语言概念的细微思辨，大而化之的“文以载道”却一直是亘古不变的大旗，方苞的话就很具代 表性，个人的语言、修辞、工艺、形式和道德感从来就是附属，也是不独立的，这的确有助于安排“世教、人心、政法”秩序，或重建这些秩序。
　　摄影的理想之一，是矢志追寻清澈，然而人性混沌，回旋之地，百尺千仞，乞灵于飘渺前缘，当下才可能不会在现实艳阳下冰消雪融。时空织就摄影这张大网， 笼罩着我们的因果，但我们不得不一次次纠结于那无数细如灰尘、深如黑洞的网眼，正汩汩流出哑泉之水。失去了语言，就失去了个别的、正常的说话权利，就断了 这张大网与理想的联结，到了这般地步，终会明白最艰难的不是世事无常，而是个人的湮灭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