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中：“我”在手机中的地位

每一种媒体形式都滋生和影响着人际交流关系，从而培育着一种相对应的社会文化模式和生活形态。照理说，多一种媒体形式应该多一种交流方式，进而使人类交往更趋完善。但似乎往往在现实中，我们真正的人际交往却因为媒体多样性的引入而变得愈加孤单。
我虽然用的是“智能手机”（现在还有什么叫“非智能手机”的吗），但是我把短信功能给屏蔽了。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不太擅长于手机打字，特别是不想让日常的人际交流以短信的方式取代。电邮对我来说就是传统邮件的替代物，一种带有时滞的文本交流形式。电话是因为无法见面但需要口头交流的工具，具有无时滞的即时互动作用。短信该如何归类，我无所适从，似乎带有电话的那种即时互动性，但也有邮件的文字纪录和延迟性，这种两重性好像很容易让我感到会跌入两者之间那个勾缝中的恐慌。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的短信让我卡在了这个勾缝中而没有坠落。
因为我用的那款手机有一个在同类手机间发短信而不需电讯服务的功能，我突然无法阻挡短信这个“新媒体”的入侵了。短信的图文并发功能让我眼界大开，原来图像可以和文字一起即拍即发地与你的接收者互动。只要我手机的数据服务或无线功能打开着，图像和文字的短信便会源源不断地进入。每一个短信进入的提示铃声似乎都在提醒我，我并不在一个孤独自我的境地里，因为有人在呼唤着我。社交已经不只是一种社会的活动，更多的成为了一种依赖媒体的交流，一种无处不在、无可逃避的职责。
其实手机的摄影功能相比短信对于人际交往的影响更具革命性。我几乎很难想到在人类的传播交流史上，有什么媒体形式比手机摄影更具亲近性的。如果手机之于我们的生活，就像内衣之于我们的身体，随影随行，那么手机摄影就像那种内衣外穿的自觉自我袒露。
记得小时候拍照片，无论是在照相馆还是在公园，都有一种仪式般的期待和准备。摄影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仪式的一部分，都是很当心地准备过，挑选过，因为摄影者和被摄者都意识到这张照片是拍给别人看的，是给未来的留影。就好像写信，特别是像那种让写信人代写的感觉，所有的字词都要斟酌一番，一种经过修饰之后说给你听的仪式。
当电话变成随身携带的那块“小积木”，无论电话的那种居家通讯或公共电话亭的私密性，便变成了大庭广众下的公开性。而当一个摄影镜头安进手机之后，那块“小积木”所面对的和传送到的范围也都成了公共域界。随处不在的手机对话都失去了个人的私密性，而所有从手机传出的影像也成为了公共的传播媒体内容。
有人曾经在新买的某款手机上发现居然内存有生产工厂工人随手抓拍的生活场景。工厂的流水线和流水线上的生活，这种现代工业最普通不过的场景，通过某个工人随手按了几下那个即将流入到滚滚数码文化大潮中的小玩意的某个按钮，在某个谁都无法预知的地点，被一个谁都不可预测的人打开，放到一个连接到几乎所有可以连接到的观者的网络，最终使那些现代工业的场景成为了后现代文化再现的内容。
据预测，2012年全球将会有至少3千7百亿张照片产生。而这3千多亿张照片的大部分都是在随意的瞬间被随意的按下按钮（不一定与快门有关了），然后上传到某个社交或者图片分享网站。任何一个空间里的某一点在某一个时间都有可能公示在全球观者的眼前。这种随意的时空抓取，把摄影的仪式感彻底地摒弃了，摄影的权威性也随之被削弱。摄影不再是关乎于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而更多的是关乎生存在这个世界里的“我”。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很时髦的摄影名词，“私摄影”。我不知道在摄影史上有没有一种摄影被定义为“公摄影”的，但摄影自从发明的那天起，很长时间里一直在不知不觉地担当着一种社会叙事的角色。这种叙事的角色或许就是被认可为摄影是一种公共性媒体。摄影的公共性和以机械革命带动的现代社会相依存，或者是直击和再现工业革命的成果和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或者是回避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危机而寻找还未消失的自然景观，直到有一天，摄影本身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部份，直接参与和影响着社会的进程。既然摄影具有公共性的功能，摄影便需要面对针对其社会责任的评说，摄影的社会担当似乎变得很重要。
摄影本身作为一种交流媒介，其实很难承受这样的社会职责之重。摄影是一种话语交流方式，当摄影成为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手上的那个“小积木”来完成，那么摄影的社会职责其实也就是全民对于社会的职责担当了，每一个对随意瞬间的记录也就是社会大相册中的一页。
由此我看到了新技术给人际交往带来的疏离性其实正在被一种新的关联性所替代。这种新的借助与网络技术的社交关系正在打破传统上的社会话语层级结构，而给每一个即将成为历史的瞬间都有纪录在案的可能。摄影借助新的技术把社会历史的陈述权利交给了人民。于是，摄影就是一个人民的话语工具，让人民说话也就是对于让摄影的随意性自由发挥的期许。
感谢伴随手机一起成长起来的新媒体技术，当我们的自由空间仰赖与这个新技术而不断扩充的时候，我们惧怕的孤独感会被社会的参与感所替代，在参与书写历史的过程中和社会一起进步。